如果按照2026年能够查到的公开资料来看，有一个数字已经越来越让人感慨：1955年至1964年间授予或者晋升军衔的1614名开国将帅，如今公开资料所能确认的健在者只剩王扶之一人。需要先纠正标题里的时间，王扶之出生于1923年9月24日，2025年报道他是102岁，进入2026年9月24日之后，他已经103岁。至于“身体健朗”，公开权威报道能够确认的是2025年仍然状态不错，2026年暂未见权威渠道发布新的健康状况通报，因此不宜把未经公布的信息说得过满。 这个数字的分量，得放回1955年的历史坐标里才能看清。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时，共有1048人获得将帅军衔，其中包括10名元帅、10名大将、55名上将、175名中将和798名少将。到1964年，随着补授、晋升等情况增加，1955年至1964年间累计授予或晋升的将帅达到1614人，其中上将57名、中将177名、少将1360名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一个随手统计出来的数字，而是共和国第一代军事骨干群体的历史坐标。 今天再看这1614个名字，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：他们绝大多数不是在和平年代里一步步成长起来的，而是在枪林弹雨中完成军事生涯。有人从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，有人经历抗日战争，有人参加解放战争，还有人把战场延伸到了抗美援朝。王扶之恰好把这几个阶段全部串了起来，因此他的意义并不只是“最后一位健在的开国将军”，更像是一条仍然能够找到实物和记忆的历史坐标。 王扶之1923年出生于陕西子洲，幼年生活十分艰苦。1935年，红军长征队伍来到陕北时，他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。当时他想参军，却担心年龄太小，于是虚报年龄参加红军。一个少年从此走进军营，也走进了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真正的军事成长并不是某一次战斗突然完成的，而是在长期行军、作战、通信和基层工作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。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，王扶之继续留在队伍中。1939年，他参加新四军第三师相关部队在河北的对日作战，并缴获了一辆自行车。今天看来，这件事情很普通，可在当时的部队环境下，一辆自行车具有相当现实的机动价值。王扶之很快练会了骑车，而且技术相当不错，后来这辆自行车竟然成为师部指挥和机动中的特殊工具。 这里有一段军史故事特别值得重新讲一遍。王扶之后来到师部担任作战参谋，黄克诚当时眼睛高度近视，骑马并不方便，王扶之就骑自行车承担机动任务，前后持续了大约三年。很多时候，所谓“指挥部”并不是一间固定房子，而是随着部队转移不断移动。一个年轻作战参谋、一辆自行车，加上一名高级指挥员，就构成了那个年代特殊的战地指挥组合。 这段经历真正有价值的地方，并不是自行车本身，而是它让人看到当年人民军队的指挥方式。今天部队已经拥有高度发达的通信、侦察和信息保障体系，指挥员可以依靠多种技术手段掌握战场态势。八十多年前却没有这些条件，基层干部必须靠双腿、马匹、自行车甚至徒步完成信息传递。王扶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怎样判断敌情、了解部队、组织行动。 1943年春，日军对盐阜地区实施“扫荡”，新四军第三师需要机动转移。王扶之接受任务，前往争取地方武装力量协助部队通过相关区域。公开军史资料显示，这次任务并不是简单的跑腿，而涉及宣传抗日立场、说明部队纪律以及争取合作等多个环节。这样的经历说明，王扶之早期军事生涯并不只是“冲锋陷阵”，还包含大量组织协调、群众工作和战场保障。 抗日战争结束后，王扶之继续投入解放战争。到这一时期，他已经不是当年的“红小鬼”，而是具有多年实战经验的军事干部。辽沈、平津等重大战役，是解放战争后期改变全国战局的重要作战行动。王扶之参与其中，也意味着他的军事经历已经从抗日根据地的游击与机动作战，进入大兵团作战和战略决战的新阶段。 1949年以后，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，可对于王扶之这样的军人来说，战争年代积累下来的军事经验并没有失去价值。相反，人民军队从战争年代走向正规化、现代化，需要大量具有实战经验的干部参与建设。王扶之后来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门领导职务、山西省军区司令员、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，工作内容也逐渐从具体战斗转向更大范围的军队建设和战略指挥。 1964年，王扶之晋升少将军衔。这里还需要厘清一个概念：所谓“开国将军”是后来的历史称谓，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军衔。王扶之属于1955年至1964年间获得或者晋升将官军衔的群体。1965年5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《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》，同年6月1日起实施。此后军队军衔制度经历多年调整，1988年又恢复实行新的军衔制度。 真正让王扶之近年来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，是2025年的一场特殊交流。2025年6月，中国军网报道了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官兵看望102岁王扶之的情况。当时这位老将军正在联勤保障部队某医院，连队官兵带去了大刀和新型装甲装备模型。一个来自抗战年代，